【终结者】
五代乱局终于被赵匡胤终结，新兴的大宋王朝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的覆辙，这与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密不可分。赵匡胤的改革可以看做是柴荣改革的延续，对外遵从“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”的国家战略，对内则贯彻强干弱枝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。
而至于基建狂魔、劝课农桑、整顿吏制、关爱百姓等等，就不再一一赘述，赵匡胤是个合格的好皇帝，故而有“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”一说，把赵匡胤与秦始皇、汉武帝和唐太宗相提并论，成为皇帝圈的第一梯队，即便再加上尧舜禹汤文武，赵匡胤同志也是中国古代明君圣主TOP10。
我们把重点聚焦在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上，做个简单地系统性梳理，从中窥探宋朝如何革除了藩镇割据的顽疾，从而由分裂走向统一的。
能够正确的提出问题，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。残唐五代之乱，藩镇割据只是表象而非根源，其根本原因是“强地方、弱中央”的畸形政治生态。自唐末以来，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，却只有赵匡胤成功了。
削藩，历来是封建王朝的棘手难题，面对这道难题，赵匡胤遵循了智囊赵普提出的十二字方针——“稍夺其权，制其钱谷，收其精兵”。
一，稍夺其权
1，夺其司法权
961年5月，金州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，这便是“马汉惠案”。马汉惠是金州的一个地痞无赖，横行霸道、无恶不作，他的父母和弟弟无法忍受，于是大义灭亲，将其杀死，为民除害，然而当地的防御使和判官却以故意杀人罪将其父母和弟弟斩杀。
藩镇拥有今天法院、检察院的权力，在五代时是习以为常的，甚至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。而赵匡胤却怒其执法过严，而将防御使仇超等人除名，并流放扶海岛。
透过现象看本质。赵匡胤怒的并不是他们的“过严”，而是他们的“执法”，擅专。地方官员，特别是藩镇军阀，充其量只能扮演中级人民法院的角色，死刑必须奏报中央朝廷，由高级人民法院、检察院核准。
通过“马汉惠案”，赵匡胤向地方州县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：地方藩镇充当土皇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同年8月，赵匡胤下诏，边境军营里如有士卒犯了重罪，也要交付当地军事法庭审理，长官不得随意将其斩杀。也就是说，藩镇将领和边关统帅，不仅失去了对地方百姓的生杀大权，就连军营里的士兵也不能随意判罚处决了。藩镇的权力被大大削弱。
后来赵匡胤又明确告诉宰相，说五代时期藩镇跋扈，多滥杀，朝廷的刑部形同虚设，今后必须有所改观，凡死刑必须上报刑部，由中央朝廷做最终裁决。
2，夺权归地方
962年12月，赵匡胤下诏，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增设一名县尉，主管捕盗及诉讼，再根据县里的人口增设弓手若干（不久之后又有所限制，见后文）。这是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，削减节度使等藩镇的权力，同时又对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进行了分化和监管。
自残唐五代以来，节度使多任命自己的亲信为镇将，理论上他们不能干涉地方事务，然而“理论上”从来都只停留在了理论上，事实与之常常背道而驰。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，县令及县吏们全成了摆设，比如通过前文中的很多叙述，让我们有一种错觉，节度使等才是地方一把手，不仅是省军区司令员，还兼着高官、市长、法院院长等。
如今，朝廷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限制了节度使、镇将的权力，让州县官府重新从藩镇手中夺回了地方应有的权力。
3，稀释地方权
963年，赵匡胤在诸州设置“通判”，小州置一人，大州置两人，“凡军民之政，皆统治之，事得专达，与长吏均礼”。
通判既不隶属节度使，也不隶属地方，而是直接对朝廷负责，可以绕开节度使、防御使等中间环节，直接向中央朝廷汇报工作、听取指示，总览州内军民大小事务，差不多相当于“直辖”了。藩镇少管事，中央多管事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
显然，通判的职能范围与节度使、地方政府等存在高度重合。也就是说，在上一条措施中，本来不属于藩镇却被藩镇长期霸占的权力被归还给地方政府，而这一条则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通判稀释，从而以“直辖”的方式把权力收回到了中央朝廷。
这些“通判”们可谓福至心灵，对自己的角色设定和职场定位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。他们到任地方后，积极打压地方官员，并将潜规则公开化，毫不避讳地公开扬言：“我，监州也，朝廷使我来监汝！”
有些事可以做，但有些话不能说，大家心照不宣，所以才叫潜规则。通判们有恃无恐，公开打压地方官员，“长吏举动多为所制”，其范围之广、程度之深、影响之恶劣，俨然成为一场波及全国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。官不聊生了属于是。
终于在966年11月，赵匡胤不得不下诏予以约束：
“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，须与长吏连署文移，方许行下”。
敲黑板划重点，通判们不能“怙权徇私”，仔细品，通判们的